第二天上午，兵部送来了每旬例有的军报。在军报里，严固调任澧源大营副总管、郭表接任陇西提督、孙复赴嘉州担任南征副帅，以及兵部抽调燕山卫十四个营加入南征，这些事情都刊载在军报上。

商成还没把军报放下，仲山就带着石头与几个营校前来辞行。燕山卫受命调派西南的十四个营，包括在京的两个骑营和一个步营；石头所率的骑营也在其中。

军令已经下来，仲山他们在明日巳时前必须赶到南外城的军营里报道，在那里与最后一支出发南下的澧源军汇合编组，等三天之后的二月十一南征主帅萧坚掖门陛辞，就要跟随萧老将军出发奔赴嘉州。

大军行动在即，军营里肯定还有一大堆的事情需要仲山亲自去安排处理，所以商成便没有挽留他们。他只是询问了一下朝廷对燕山卫各支军旅的人事安排。得知仲山走后将由邵川接替他的左军司马职务，郑七也被提拔为中军司马督尉，他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他把仲山和石头他们送出坊街，然后在那里伫立了很长时间。直到战友的背影消失在街衢的尽头，他才回到家里。

吃罢晌午，他领着四五个侍卫，带上三车钱帛锦缎之类的乱七八糟礼物，出门去看望郭表。

郭表早前没有封爵，又是军中将领，因此在城里没有府邸。旧有的一处庄子也是他妻子的嫁妆，离城都有十来里地，地方很是偏僻。前年冬天商成进京时曾经去过一回，还和郭表开玩笑说，就凭庄子前后的两大片杂木林和七弯八绕的浮土路，要是没个向导带路的话，摸进去就别想再出来。郭表封爵开国公以后，朝廷按制在内城常乐坊新赐他一座国公府，眼下他的一家人都住在这里。

商成还有一位熟人，吏部的左侍郎薛寻，他也住在常乐坊。不过，薛寻的宅院可不是朝廷的颁赐，而是他自己掏钱买下的。大赵立国之初，实行了很长时间的官邸制度，只要是在京城里做官，就会由官府按照各人的品秩不同而安排一处大小不一的宅院，交给官员无偿使用；等官员调派外任或者循制告老致仕，再由官府收回重新安排。制订这个制度时，人们想得挺好，以为凭此就能够免除官员们的一些后顾之忧。可事与愿违，这个“公房”制度从一开始实施就是一片的抱怨之声。有的官员品秩虽然低，但家中富有，官府里发的公房根本就瞧不上眼，宁可自己掏钱宽宽敞敞地再买上一处；有些官员虽然品秩高，却没什么积蓄，自己买不起宅院，只好一家人几十上百口紧紧巴巴地挤在一起；更有些公房莫名其妙地就从官府帐册上“消失”了……“公房”制度施行了二三十年，到高宗太嘉年间已经是名存实亡，朝廷也拿此毫无办法，最后在太嘉十年改“公房”为“邸料”，不再给京官分配住房而是直接发“住房补贴”。结果又是一片骂声。前头实行公房制，再穷的京官好歹也能有块落脚的地方，现在改成发钱粮，就凭那么一点连牙缝都不够塞的邸料钱，想租赁一处只及前头公房大小一半的宅院都是妄想！于是朝廷只好再该制度，取消“邸料”再改回公房分配；几年后又取消公房重用“邸钱”……总之，“公房制度改革”贯穿整个高宗时期，直到高宗皇帝去世宪宗皇帝继位，这件事也没有一个最后的结果。直到宪宗皇帝在位的第三年，朝廷宣布邸钱翻番，才算是给这件事情画上了一个不太圆的“句号”。

从宪宗以来，朝廷给官员的俸禄以及各种补贴津贴已经多次增长，但京中米贵物价高昂，想靠着俸禄攒钱在京城里买宅院，依旧是一桩异常艰难的事情。因此，大部分的京官都把家安在城外的近畿。为了平时上下衙门方便，他们一般就只带着几个贴身仆役，随便在京城里租赁一处小院住宿，等到休沐的前一日午后，散衙后的官员便一窝蜂般地坐车骑马朝家里赶。据说，当年大家黄勿考上进士当了翰林，结果却只能与别人合租一个小院，而他的房东，居然还是翰林院的一个小小的办。有一回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房东一定要涨租钱，最后气得黄大家一怒之下愤而辞官，临走时大发感慨，特地写了一首诗来进行讽刺。

商成曾在李穆那里听说过这首诗，但他眼下实在是记不起来具体的内容。总之，诗的大意是说，读有个狗屁的用，还不如在京城里有几套房子；这样就算不做官，光是收房租也可以活得潇洒自在……

他正坐在马背上胡思乱想的时候，有一辆马车从旁边经过，车上的人不知道吩咐了一句什么话，马夫紧了下缰绳马车就慢下来。薛寻挑了门帘探出头来笑呵呵地说道：“应伯，这一向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