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的人不多。郑朗只说了军事意义，并没有说其首领需要担任多大多大的官职。
本身它与明朝的锦衣卫、东西两厂性质也是截然不同。锦衣卫对付的是国内大臣，特务营仅是刺探外国的情报，或者在敌境执行一些策反、暗杀活动。对此各个大佬是抱着能成则好，不成拉倒的态度。比较轻视。
郑朗偏要用王嵩，也没有人计较。似乎这种低下的勾当，也只有这个猥琐的大和尚能担当之。
王嵩在做最后的挑选。
郑朗没有过问，相反的，他在注视着保丁，年底进行一次大比，让赵祯看到战斗力，正好还有一个神棍要闹事，借机提出精兵与裁兵事宜。要么便是一个军械监。
其他的计划，看样子不敢实施。
郑朗也不想步子跨得太大，看到每一法下去后，演变成的种种样子，郑朗越发地担心。所以一边走，一边在关注，以调节为主，变革为辅。
但这几条，必须要全部实施，无他，他在枢密院时间不会很长。到时候要与文彦博争一争。本不想争这个功的，可是文彦博与贾昌朝走得有些近，所以必争。一争，自己十有**之进入东府。况且东府这个样子，大约皇上也不大满意。
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必须将主要的事宜安排下去。
他关注着西府事务，别人也在关注他。
赵祯看了几遍他那个仁义，第一次看有些看不懂，看第二次略明白，特别是其中有一段话让赵祉颇为赞同。
经君子党的诠注，这个君子已经不再是夫子所说的君子。别要谈什么五常五德，俺的君子不是这个。那是什么，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后来司马光说了一句，德大才便是君子，才大于德便是小人。狗屁的瞎话。若是按照这种理论，那怕一个人再没有本事，只要略有德操，便可以重用？一个人的才华优异，胜过德操，反而这个才华是错了？
但这句话却说中君子党的内心，比才华肯定不及吕夷简，那么只能比德操。
郑朗引用了后来司马光说的这句话，又予以反驳。其中所用，有两例，一是吕夷简。现在吕夷简死了，但范仲淹还活着，可以再问现在的范仲淹，吕夷简对国家有没有贡献？
第二例便是陈平。
陈平居家盗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刘邦死后，吕雉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不同意，问陈平与周勃，平说，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诸吕，无所不可。王陵怒不可遏，责备陈平，陈平反而说，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
此时刘邦刚刚去世，尸骨未冷，陈周二人便背叛了白马之盟定，还为自己卑劣的行为进行狡辨，再加上他以前的种种做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臣子。
陈平患诸吕，力不能制，恐祸乃己。注意。他深受刘邦宠信，刘氏垂危旦夕之间，足智多谋的陈平担心的仅是自己。直到陆贾见，出策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天下虽有变，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臣常欲谓太尉绛侯（周勃），绛侯与我戏，易吾言。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计划乃定。
按照君子党的标准，找陈平的麻烦，太多了。
但谁可否认。陈平乃是汉王室的最大功臣之一！
郑朗模糊了君子与小人的界线，也没有承认李林甫之流是对的。因此，郑朗设立一个标准，爱国，爱人，爱这个民族，这是法，国家的利益必须大于个人的利益，这是法。
在这个法上可以适度的调节。乃是度。
李林甫看似勤政。一度睡在政事堂昼夜办公，可之所以如此。乃是不希望权利为人所瓜分。再看他为了节制有功大将回朝为相，任用胡人为节度使，以便没有人妨碍他的相权，导致安禄山大权在握，于是有祸。这是一种将个人利益极度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行为，故为真正的小人，奸臣。陈平虽略有过错，最后还是保助汉王室。其实何需如此，他不动，富贵然有之。德操不及，但并没有真正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再如吕夷简，明知道范仲淹起用，必将对自己不利，国家需要范仲淹，还是将范仲淹起用，调到西北担任重臣。同样是没有将个人利益极度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所以这两人乃是德操上的小人，但对于国家来说，却是功臣，忠臣！
这一段话最得赵祯欣赏。
因此载于报纸。
太学为了慎重轰动，刻意用了雕版印刷。
毕升刚死，可在毕升的研发下，铜活字技术出现飞跃式前进。
但技术还没有完善，排版技术落后，排版时粘合剂技术也落后，开始实用了。成本略略下降，还是没有将雕版印刷挤下去，象论语这些常见的书籍，各大书铺依保留着雕版，省事，沾上油墨，一印便成功了。而铜活字，印完后，必须融化粘合剂，重新排版，用粘合剂粘上，比较麻烦，也费工时。
可是比较冷门的书籍，或者象是报纸类一次性印刷的刊物，还有科考的考卷等等，陆续全部改用铜活字。雕版的少。对此，郑朗不急，宋朝的印刷十分普通，也商业化了。既然商业化，就会有人研究，进一步节约成本，技术就会再度前进。
以前报纸多用铜活字。然而郑朗回来时，大约心情愉快，这几万字写得轻快，龙飞凤舞，太学的博士看了喜欢，拓摹下来，改成雕版印刷，以便让更多的人一睹郑朗书法。
仁义陆续刊出，先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糊里糊涂，不知道在说什么。慢慢地回味过来，还有一部分人反对的，有的含蓄反对，有的直接怦击，后来包括欧阳修在内，都怦击郑朗是有意颠倒黑白。
郑朗也没有说自己一定是对的，对外界的争议，没有过问。相反，他认为自己思想还没有成熟，否则这篇仁义不会写得如此模糊不清。理论大胆地写，实事却是小心的做，便是郑朗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