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既然林之洋主要提出来，自然是再好也不过了，因此商毅道：“那么我也不瞒先生，我想开一间织造坊，收购生丝，直接加工织造丝绸，然后再转买到海外去。”

林之洋也不禁大感诧意，他原来还以为商毅是打算经营丝稠的买卖，也就是低价收入，转手买出，这样周期短，来钱快，风险小，而且利润大。经营也十分简单，几乎所有的生意人都会选择这种经营方式。却没想到商毅会选择自己生产丝绸。尽管这样做可以自己控制货源，取得更大的利润，但随之而来的，则是前期投资会增加，风险自然也会增加。

商毅当然看出了林之洋的疑惑，心里也不禁苦笑，其实这就是观念的问题了。

在中国古代，一惯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被后世许多人认为，这是造成中国近代落后的重要原因。然而这里面的深层原因，却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商人和手工业生产是完全脱离的。商人获利的方式无非就是将甲地的物产运到乙地贩买，赚取其中的差价，说白了是长途贩子。至于商品的生产，则几乎与商人完全无关，基本是以家庭手工业，或是小手工作坊来完成。

因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仅靠家庭手工业和小手工作坊，也就能够为商人提供足够的商品，而且中国的商品在海外历来竞争力强，一直不愁销路，商人也没有必要去从事生产，寻求改良生产的方法。在宋明时期的中国的海外贸易繁荣，实际上就是靠着内陆地区数以十万计的家庭手工业者和小手工作坊在支撑着。

而这样的结果却造成了尽管中国的对外贸发达，商品竞争力强，但商业行为却不断没有突破小农经济，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提到一个新阶段的能力，相反还俱有破坏和摧毀小农经济的作用，因为商人赚到钱之后无非就是做两件事情，一是买地放租，二是放高利贷，而不是用来扩大生产，提高技术，结果只会造成土地兼并和对小农的严重剥削，还有就是对手工业者的压价。

当然如果在这个时候，朝廷能够采取积极的政策，有意引导和扶植手工业扩大生产规模，当然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可惜历代的朝廷选择的都是简单、粗暴的禁商、限商的政策。结果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是禁商，社会生产越得不到发展，而社会生产越得不到发展，就越是禁商。这也是中国为什么未能在近代产生工业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

那么现在商毅就决定，自己来试验一下，生产销售一体化。也算是作一个偿试，反正现在自己手头上的资金充足，而且中国的丝绸也一向不愁销路。

当然这些理由还没法对林之洋说，商毅只好道：“现在丝绸和生丝的海外贸易几乎都被郑芝龙陇断，我暂时还无法在海外和他竞争，因此现在只能控制源头做起，海外这一头暂时先让给他做，反正郑芝龙总是要买丝绸和生丝的，从別人手上买和从我们手上买，都是一样。一但我们控制了大宗的货源，还可以以此为条件，和郑芝龙交涉，然后共同开创海外贸易这一块。”

当然商毅所说的这些也是实情，现在中国沿海几乎就是郑芝龙一手庶天，任何中国船只，想要到海外经商，都必须插上郑氏的旗号，像郑芝龙交纳保护费，方才可以平安出海。包括林之洋和李格非的出海船只，同样也是如此。商毅虽然对海军和海外贸易有一揽子的规划，但现在手头上一条船都没有，那什么去郑芝龙竞争，因此现在也只能退而求其次，先控制陆地上的生产，再慢慢走向海洋。

林之洋听了之后，也觉得商毅说的有道理，他原来还怕商毅年轻气盛，要和郑芝龙一争高下，现在看来，商毅确实是一个有头脑而且计划周密的人，同时他也不禁想起李格非对商毅的评价，“在乱世之中，前途未可限量”，似然也觉得，这个评价确定不错。现在看来，这个乱世几乎是要来临了，那么商毅究竟能做到那一步呢？

尽管李格非并没有直言，但林之洋和他相交了近三十年，那还不明白他的意思，商毅是不是真能走到那一步呢？林之洋忽然打了个寒蝉，也不敢再想下去，于是又道：“那么大人打算怎样来做呢？”

商毅道：“这还要请林先生帮忙，先在苏州买下几个丝织坊，这样就有了工人和织机，并且租一个较大场地，我手上还有一万多斤生丝，可以马上开工，即使是人不满也没关糸，以后可以慢慢扩张。”

林之洋点点头道：“好，这些就包在我身上，只是大人是想一个人做，还是联合其他人一起来做。”

商毅笑了一笑道：“如果林先生和李先生都有意参与，我自然是欢迎，如果两位无意于此，那么我就一个人来做，不过日还请你们多多帮忙。”

林之洋也笑道：“赚钱的事情，谁不愿意做，我可以代格非做主，愿与大人共进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