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南京朝廷在混乱之中，到也不是没干一点正事，首先是要崇祯帝确定庙号和谥号，不过正事也是在争论不休中完成的。

首先给崇祯定庙号是思宗烈皇帝，但南京守备勋臣赵之龙认为这个庙号不是太好，上奏要求改动。朱由崧先是不许。而礼部侍郎余煜对据理力争，说了一大通之乎者也之类的话，也不知道朱由崧听沒听懂，反正争论了一番之后，终于改谥毅宗正皇帝。

而在最关键的对外政策方面，无论是东林党还是马士英，却都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奉行借虏灭寇的政策，即借清军的力量，剿灭大顺军。

当然，南明朝廷在这时提出借虏灭寇政策，到并不完全是出于对形势的误判，当时信息不通也有一部原因。吴三桂献出山海关、投降清军的事情，只是一面之辞，现在还沒有得到南明朝廷的确认，至少从表面上看，也可以理解为吴三桂借来清军，大败李自成，是为崇祯报仇的举动，甚至可以说是一心为明朝社稷的不贰功臣，也不为过。而且清军当入关时，也打得是为明朝报仇的旗帜。而灭亡明朝，攻入北京，逼死崇祯皇帝的是大顺军，因此南明朝廷上下都认为，自己的首要敌人是大顺军而不是清军，为先帝报仇雪耻才是最重要的，同时，在目前南明朝廷內部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的情况下，和满淸讲和，并借助吴三桂的力量，联合清军打击大顺军，实行借虏灭贼的政策，并天真地认为此举可以使清军与大顺军在交战中两败俱伤，而南明朝廷趁机坐收渔利，不失为一种可行之策。事实上不仅仅马士英这样想，就连史可法、刘宗周、黄宗義这些正人君子也同样是如此想的。但他们都没有清楚认识到，现在的南明朝廷面对的最大敌人不是“贼”，而是“虏”。

尽管也有一些中下级官员，如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吏科给事中章正宸等人，都曾上疏，提酲南明朝廷，不可盲目轻信满淸的承诺，并且列举出当年北宋借金灭辽、南宋借元灭金的历史教训。可惜的是，这时在南京朝中，并没有多少人听信。马士英和东林党一边斗争着，一边积极准备安排北使团，并且己经确定了左懋第为使臣，去和满清接触，好实施借虏灭寇的政策。

其实在南明朝廷的各官员心里，对清军都怀有一种很深的恐惧感，因为自从袁崇焕死后，满清先后四次入关奔袭，并在关外发动大凌河、松锦之战，在这六场大战中，明军都以惨败而告终，尽管满清在最后一次入关奔袭中，商毅在济南和青州都重创了清军，但这只是一个局部战场取得的胜利，放眼整个战役来看，依然还是明军失败。

因此在众人的潜意识里，没有人愿意和清军交战，文官是如此，武将们内心更是胆怯，要知道他们连大顺军都打不过，又怎么敢与打败大顺军的清军交战呢！放眼整个南方，真正不怕清军的，还真就只有商家军这一支人马。只可惜没有人相信，仅靠商家军就能够抵挡得住清军。

当然借虏灭寇的政策本身并没有错，但无论讲和还是联合，都必需是建立在自身有足够的实力基础之上，南明君臣只是一味幻想借虏灭寇，但自身却没有任何进取的动作，只有偏安坐等之心，不仅丧失了趁乱收取山东、河南的大好机会。同时也把自己的怯弱无能，逐步暴露在满清面前。

南眀朝廷于六月间任命王燮为山东巡抚，丘磊为山东总兵，但这些都是表面文章，因为没有武力作后盾，委任的方面大员根本不敢赴任。事实上南明朝廷的潜意识里，根本就是打算放弃山东算了。

而在这个时候，商家军在山东大败清军，连续收复青州、济南，生擒王鳌永的捷传回到南京时，也使南京朝廷上下都十分尴尬的局面中。

不仅仅是马士英，就连在东林党內部，也有不少人心里都在怪商毅多事，青州、济南丢就丢了贝，好端端的没事去惹清军做什么，虽然收复了青州、济南，但都是两块烫手山芋，拿不得放不得，现在朝廷正准备派出北使团赴北，万一在这个时候把清军惹急了怎么办？但这话是没法说出口的，不管怎么说，商家军是打了胜仗，总不能说商毅不该收复山东的失地。

而且这个消息也经过【杭州时报】传遍了江南地区，在中下层官员和士大夫之中，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朝廷己经很久没有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了，因此这个消息也是大振人心，而商毅和商家军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不少人都纷纷要求朝廷出兵，全面收取河南、山东之地。

在舆论的压力下，南明朝廷也不得不对商毅进行嘉奖，并且拿出一些实质性的行动出来，而当务之急就是要赶紧再派出一位山东巡抚，以表示朝廷绝对没有放弃山东等地的意图。

但山东巡抚的人选却是一个大难题，虽然商家军在山东打了一个胜仗，但南京的官员对商家军的战斗力到底多强并不清楚，而更为重要的是，都看出南明朝廷在山东事务上依然是在敷衍，因此对山东巡抚这个差事，人人都避之不及，谁也不敢接这个烫手的山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