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晨也点了点头，道：“謇老问得很好，虽然现在规则的细则还没有出来，但这些规则只适用于入会商家之间的竞争，有未入会的商家，大家仍可用其他手段应对；另外凡入会商家，对外时应保持一致，同进同退。”

“轰！”的一声，餐厅里再次热闹了起来，商人们都明白李松晨的意思，就是集全会的力量来应对未入会又恶意竞争的商家。这样一来自然是有极大的优势，根本就不用怕未入会商家的恶意竞争了。这些商人绝大多数都只是供应商，下面还有诸多的中小商家或是生产作坊，而华东政府未来的物资需求量一定会极为巨大，而且要求又颇为急切，下游的商家或是生产作坊难免会要胁提价，现在隐隐已经有了苗头。如果成立军供联会，那么只要是全会的商人联手对下面提价的商家进行排挤，非逼得那些商家破产不可，这自然是对这些商家有利的。

这时郑应观忽然道：“如果是洋人和我们竞争呢？”

李松晨道：“无论是谁都一样，如果洋人想用恶意竞争的手段破坏前线的物资供应，我们也同样要联合起来对付洋人。”

这一下顿时满场寂静，众人都被李松晨的话惊呆了，因为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门大开，洋商外资涌入中国之后，凡是中国商人与洋商之间的竞争，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一来是洋商在中国拥有大量的政治特权，在商业竞争中无疑是占了极为有利的位置，二来洋商的资本雄厚，而且有统一的组织，在必要时候，政府都会提供帮助，而中国商人基本都是单枪匹马，朝廷不仅不支持，反而还会落井下石，背后使拌子，因此既使是在公平竞争中，也极少有落败的。

最典型的商战例子就是在光绪八年（1882年），红顶商人胡雪岩与外商进行的生丝大战，耗银2000余万两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导致自己的资金链断裂，而这时清廷不仅没有给胡雪岩足够的支持，反而纵容上海道台邵友濂故意拖延胡雪岩的饷款二十日，各地官僚又竞相从胡雪岩开办的钱庄中提存款，造成挤兑，结果令胡雪岩旗下的钱庄纷纷倒闭。而清廷又下旨将胡雪岩革职，并密查胡雪岩资产，以备抵债，致使胡雪岩负债累累，彻底破产，最终郁郁而终。

当然这个时代的中外商战，中国也不是没有胜利的例子，就是盛宣怀筹办的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后，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等轮船公司，联成一气，采用大幅度降低运费的手段，企图挤垮轮船招商局。这时盛宣怀背后的李鸿章果断的给了轮船招商局有利的支持，筹借官款、增拨漕粮及承运官物等保障轮船招商局的业务，结果旗昌公司反被挤兑破产，太古、怡和等公司也不得不与招商局妥协，签订齐价合同，成为中国近代史中少有的商战胜利。这也说明在与外国进行商业竞争时，国家的支持是何等重要。

只不过这次商战只是一个特例，而盛宣怀这样能够得到官府全力支持的机遇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总体来看，中国商人在和外国商人的竞争中，基本是呈一边倒的失利，因此在这个时代里，中国的民族资本只能在外商的垄断中艰难的生存，根本无法发展壮大。

这时李松晨又道：“洋商并不可怕，这是在我们中国的地盘上，只要各位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打败洋商根本不成问题。难到各位就甘心这样一直被洋商压制，不想扬眉吐气吗！”

到了这时有一部份精明的商人大体己经明白了华东政府的用意，这可不仅仅是为了筹备战争需要的物资，而是统一上海的商界啊，因为按李松晨所说的这样规则，就算战争结束了也只用小调整一下就仍然可以继续运行下去，看来海外华人的野心可不小啊！于是在每个人的心里都在飞快的计算，如果自己加入海外华人成立的这个军供联会，会有多少得失。

其实类似的商会组织，在中国古代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各地方都组织成立过商会，不过由于中国古代一直施行抑商扬安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商会组织要么依托帮会势力，干脆自身就是帮会，但这就成为官府打压的对像，难以做大；要么只能依附于官府，但这就要受官员的更替影响，难以維持长久，而既使能够維持长久，也没有自主的能力，往往成为官员们的为自己敛财或营造政绩，甚致是打压异己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