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里，郑旭是个刑侦专家，一切以证据和逻辑为准，那位出租车司机说的那些，顶多算是“乱力怪神”，不过是谣传和迷信而已，怎么算什么“有用的信息”？

“我越听越糊涂了，郑旭，你难道我们今晚经历的一切，和裴忠的下落有关系？另外，为何你要用石头敲击那里呢？难道你知道那么一敲击，会有条三头蛇跑出来？”我实在忍不住地问道。

郑旭看着我微微一笑，然后端起茶杯喝了口水，这才不慌不忙地解释说：“刑侦学上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 ‘以点破面’，就是找到一个突破点，然后从这个突破点出发，扩至整个面，这样才能极大的推进案件的侦破。

对于我们来说，突破的关键点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裴忠住过的那个地方——就目前我们掌握到的信息，这是唯一我们可以依赖的、所有推论的支点——所以，我还是决定今晚去那个地方看看。

不知你俩有没有注意到，虽然在相关系统中，并没查到任何关于裴忠的信息，但我却注意到，那里的居民的属性很特别——他们都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家属的后代，也是这座城市里最早的居民之一。

我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在抗日战争时，由于日本人的入侵，我们把大量的文物、以及相关的文物研究者，都迁到了巴蜀的大山内，有一队文化研究者——他们其中很多人都加入了国民党——就驻扎在了这里。

当然，那时候这里还不是所谓的城市，根本没什么人烟，只是因为这里地势比较隐蔽，而且经常有大雾，可以能有效防止日军的飞机轰炸，所以，当时就把很多文物转移到了这里，而那些研究文物的学者，也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这些文物研究者的住宅区，就建在我们看过的那个空地。因为那里的地势最平，比较适合建房子和院落。

果然，在整个抗日期间，这里从没受到过日军的轰炸。大家也都知道，因为巴蜀的地势险要，日军的陆军从未踏入过四川境内，只动用了空军进行轰炸，而这里日军又轰炸不到，所以在当时战火纷飞的中国，这里算是一处世外桃源了。

于是，那些已经在战乱中颠簸流离的文物研究者们，就在这里定居了，在抗战的几年内，他们在这里娶妻生子，度过了一段虽然物质匮乏，但却安稳平静的日子。

一直等抗战结束，这里的文物和研究机构，也没立即裁撤，因此，仍有很多人员留在这里，随后，国 共内战爆发，还是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这里仍没受战争影响，等战争结束后，这里原来属于国民党的文物研究人员，就整个转变成新中国文物研究机构了。

我之所以详细说这个过程，是想说，这与裴忠的背景，出奇的一致——还记得王教授说的吗？裴家是考古研究的世家，裴南玉的父亲是第一批留德、而且是专门学习考古的学生，裴南玉是民国时代少年成名的考古学者。

我也查了有关资料，发现裴南玉的哥哥也从事考古、和文物研究的工作，虽然他没弟弟有名，但他的很多研究成果在学界也有相当的影响，只是这个裴南玉的哥哥，在国共战争结束后，不知去向——是留在了大陆，还是去了台湾呢？好像没人知道。

是不是没有查到裴忠的姓名，就能确定裴忠没在这个城市中生活过呢？其实也并非如此。我们还原一下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

那时，在部队里当兵，是很忌讳用自己的真名的，因为你如果用真名的话，自己的亲属往往就会受到牵连，所以，在当时的部队里——尤其是一些军官、和有一定职务者——往往是用假名。

也就是说，如果你穿越到那时部队的话，如果你的连长叫李华，那百分之九十是他的化名，这是为了保护家人、亲友，也是避免自己暴露，一直到解放后，很多人懒得恢复自己的真名，就一直沿用自己的化名了。”

“嗯，我明白了，你是说，裴家在这个小城里，也许已经改成别的名字了，所以，我们才无法在相关的登记系统中，找到裴忠的名字？”王同恍然大悟地说道。

郑旭点了点头：“嗯，我就是这个意思。”

听完郑旭的这番鞭辟入里的分析，我感到很惭愧，看人家郑旭是如何进行调查和分析材料的，而我和王同，只会被动的等待，根本不懂得如何进行主动地调查，但郑旭用石头敲击地面，又是这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