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虽然在明朝的官职不高，但却是出身东林正统，属于标准的根红苗正，因此正统观念要强得多。顾炎武只进入过复社，而且从小就研究经世致用之学，连个举人都没考上，自然也沒当上什么官，一直到弘光朝廷成立之后，才由人推荐，出任兵部司务，一个七品小官，后来因嗣母病故，没当几个月就回家奔丧了。

不过在南京城破之后，顾炎武还保持着明室的正统，因此并没留在浙江投靠商毅，而是也退到南方，先在隆武朝中出任兵部职方司主事；隆武朝廷灭亡之后，顾炎武在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来回奔走，一面结交朋友，一面寻找复国的时机，在绍武、永历朝廷中都有过短暂的为官经历。但顾炎武很快就发现，三个南明朝廷都担不起复国的重任，因此也十分失望。

而这时商毅倔起，收复南京、大败清军，抢占了长江两岸的六省之地，大有一举收复北方失地之势。而且顾炎武的老家苏州昆山县，也正在商毅的统治之内，因此顾炎武在失望之于，也决定回到老家安居，顺更也看一看商毅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因为在南方提起商毅，都说他是篡国夺位之贼。但尽管商毅不是正统，毕竟还是汉族人，只是顾炎武也没有想到，回来之后，会摊上这一场官司。

但顾炎武回到昆山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也明显的感觉得到，这里和三个南眀朝廷有明显的不同，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和新兴气氛。通过和亲友的交谈，以及阅读报纸，顾炎武也知道了商毅的施政，和自已的政治主张有不少相似之处，而在出狱之后，顾炎武来到南京，又知道商毅成立了一个参政院，用于扩大民间参政议政、监督政府施政的目地。而黄宗羲等人也经过商议之后，决定接受商毅的邀请，进入参政院当议员。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个人能被并称为明末三大宗师，不仅是因为其学术成就巨大，而且在经历、政治观点、思想上都有相同的地方。

从经历上看，在明清战争期间，三个人其实参与得都不多，黄宗羲、顾炎武都在弘光朝廷灭亡之后，基本退出了这场战争，王夫之有在永历朝短暂的任职时间，但很快也罢了官，然后就再没有任何抗清的实质行动。虽然后世有一些学者认为顾炎武可能从事过一些秘密的反清复明工作，但这种说法缺少史料证据。

可以说和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这些一直坚持抗淸到最后的人相比，这三个人都是很早就放弃了复国的希望，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早就看穿了南明根本成不了成候，并沒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不过这三人终生都没有在清廷为官，也算是保持了前朝遗民的气节。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其实都沒有为明朝殉死的想法。

当然正因为他们三人都早早退出了抗清的战斗，埋头治学，也才使他们在清廷的统治稳固之后，并没有遭到清廷的迫害，都活得很长，因此也有足够的时间来从事学术研究，最终成就了一代学术宗师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个人都没有为明朝殉死，也是中国的幸运，否则多了三个死节的忠烈，但少了三个学术宗师，未必就是好事。

从思想上看，三个人都主张四民平等、发展工商业、并肯定私有产财，这方面顾炎武做得最突出，因为在另一时空里，顾炎武曾经化名蒋山俑经商，主要是做布匹和药材生意，居说还做得不错，赚了不少钱，在1668年，顾炎武游历山东时，曾借给别人一笔用一千亩地来作抵押的钱，虽然不知这笔钱的俱体数额，但肯定不少，数千两白银是有的。因此在顾炎武中年以后可以不事营生，到处行走，还有仆从相随，晚年埋头治学、刊印出书。这都是需要一个比较坚实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到的。

而政治上，对皇帝专权都提出一定的质疑，这一定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表现得最为激烈。并且主张形成一种新的君臣平等关系，反对皇帝一人独治，而是由皇帝和官员一起来众治国家。尽管受时代的局限，三个人的政治思想都并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篱，直接否定君权，但反对独治，主张众治这个思路无疑是正确的。

另外在学术上，三个人都主张学问务实，经世济用，而反对空谈性命道学。

尽管这些思想还没有脱离传统的束缚，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在维护传统社会的政治体系，虽然主张君主开明，加强君臣平等，但只是寄希望于明君自觉执行，而不是靠制度来维护，甚致都出现一些错误的地方，比如黄宗羲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主张减少赋税，但并没能提出减少的赋税部份，如何弥补。但不可否认的是和前代相比，确实己经有了不小的进步。绝大多数的主张方向，还是正确实的。而且三人的思想并非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而是基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因而也更加可贵。如果能够按照这个方面发展下去,也未必不能取得突破。

而商毅的许多施政措施，其实都符合他们的这些思想主张，也包括现在成立的参政院，黄宗羲就有过类似的主张，只不过他将这项功能交给学校来完成。因此顾炎武并没有多做太多的思考，也就立刻同意，加入参政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