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广离开洛阳时，在真正的隋末历史北方能排的上字号算有点名气的反王如据朔方（内蒙古杭锦旗北）国号梁的梁师都、据马邑（山西朔县）称定杨可汗的刘武周、据金城（甘肃兰州）称西秦霸王的薛举、据武威（甘肃武威）称大凉皇帝的李轨等等一系列的地主贵族都还没有造反，而最后取代天下的李渊也还在听着杨广的命令疯狂的在河北镇压小股的农民起义。

至于齐郡（山东济南）的孟让、王薄等据长白山，有众十余万人。清河郡人张金称、渤海郡（山东阳信）人孙宣雅、平原郡人郝孝德、北海郡人郭方预、河间郡（河北河间县）人格谦，各有众数万或十余万人。这些起义早并且人数有一定的农民起义队伍都被隋将张须陀率齐郡一郡之兵击败。北方起义还比较有名气的像清河郡鄃县（山东夏津县）人张金称，自称东海公的蓨县（河北景县）人高士达都为隋将杨义臣所败。....

当然，那个时候北方依然还是有起义队伍的。如后来名震天下的瓦岗军，但这个时候翟让领导的瓦岗军也并没有影响天下的实力，而且他也被张须陀压的只能保命；另外一个后来混的很有起色的窦建德更是被杨义臣杀的满河北的逃。根本没有左右中原的实力。

就是这样，在杨广的命令下，隋朝的军队疯狂的镇压起义薪火，使得北方的众多农民起义队伍一一被镇压。农民起义军为了生存有一部分被逼向隋朝统治力量更为薄弱的江南地区渗透，使得江南起义星火比北方更为耀眼。

随着全国起义烽火的风起云涌，杨广看到河北、山东一带的起义军不断南流，在江淮间形成巨大力量，而江南地区大大小小的变乱也不断，已严重威胁到自己一直关注的东南地区。如大业十一年十月。“东海贼李子通拥众度淮，自号楚王，建元明政，寇江都。”杨广认为：隋在江淮间虽设有江都这个军事重镇。但就整个地区而言，它终究是其统治中最为薄弱的地区。他觉得：稳定这个地区，压制起义军在南方的发展，乃是当前战略上的首要措施。所以他要下江南，其意在稳定江南并以江南作为重新经营天下的根基地。

许多杨广的臣子不同意杨广的这一行动。他们认为：在当前战略部署上居于头等重要地位的，不是江都，而是关陇河洛这统治中心，因为这一统治核心地区已遭受到农民起义军的严重威胁了。如苏威曾对杨广说的“他日贼据长白山。今者近在荣阳、祀水”。杨广的看法与众大臣的看法不同。但是杨广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所以当奉信郎崔民象、王爱仁鉴于“盗贼日盛”上表杨广请谏不宜巡幸时，结果都被处决。杨广表现出毅然决然的态度。

唐代朱敬则在《隋炀帝论》中对此评论道：“岂不是色醉其心，天夺其鉴，窜吴越以避其地，虚宫阙以候圣人，盖为大唐之驱除也。”但是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杨广执意前往江都并不是“色醉其心”，而是迫于当时严峻的形势而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一项决策，这也可以从杨广南下江都前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看出来。在南下江都之前，杨广对东都的留守系统进行了一系列安排：“以越王侗、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检校民部尚书韦津、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右司郎卢楚等总留后事。”在南下江都之后，杨广重新组织力量，“分遣使者十二道发兵讨捕盗贼”，以屈突通为关内讨捕使，李渊为山西、河南抚慰大使，张须陀为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同时，他让宁长真以鸿胪卿、安抚大使的身份回到岭南，张镇周也在岭南活动，同宁长真合力抗击萧铣，阻止其向岭南渗透。杨广还先后遣鱼俱罗、吐万绪、王世充、陈稜等剿灭了以刘元进为首的江东豪族的叛乱活动。可见，杨广南下江都之后仍试图有所作为，说他“色醉其心”似乎有失公正。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杨广南下江都的决策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反而导致了各种严重的问题，加速了隋王朝的灭亡。

首先，杨广南下江都以后逐渐失去了对中原地区的控制。杨广离开洛阳，使得中原地区隋朝的力量大受挫折，农民军乘机发展起来。隋末农民起义在大业十三年（617年）就走向*，形成河北、中原、江南三支较大的起义队伍。窦建德据河北，拥众数十万，建夏称王。杜伏威渡淮南下，攻克历阳，包围江都，拥有江南广大地区。瓦岗军横扫中原，攻克兴洛仓，开仓任饥民取粮，有众数十万，围逼东都，打败七万隋军，发布讨伐杨广檄文。杨广派王世充率领江南劲卒北上救援东都，与李密前后百余战，最后惨败，逃入东都，屯兵含嘉仓，不敢复出。农民起义的巨大发展，动摇了隋朝的根基，更严重的是它刺激了贵族阶级的*。

其次，杨广远离东都，又促成了边将郡守纷纷割据叛隋的局面。杨广南下江都，使得边将郡守趁机割据反隋。鹰扬郎将梁师都在陕西朔方起兵建梁称帝，依附突厥为“大度毗伽可汗”。鹰扬校尉刘武周在山西马邑杀太守起事，自称皇帝，依附突厥为“定扬可汗”。校尉薛举、薛仁杲父子在金城府兰州起事，称西楚霸王，据陇西称秦帝。太原留守李渊最后起兵，趁关中空虚攻克长安，虚立代王杨侑为隋恭帝，遥尊杨广为太上皇。这时的隋王朝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局面：西京长安已经陷落，东都洛阳岌岌可危。杨广几乎已经失去了对北方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