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儿子杨昭的病逝，作为父亲杨广虽然很伤心，但是杨广历史的脚步没有因为任何人的离开而停留。在这一年，他下诏正式建立有中国“第五大发明”之称的科举制度。大业二年杨广的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大业三年，杨广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至大业三年，考试科目已经有了十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完全的产生。大业五年杨广又下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杨广的一系列措施使得科举成为潮流，同时巩固了这一伟大的开创。

杨广以前，科举之制其实在杨广的父亲杨坚时期已经萌芽，只是杨坚没有魄力把这一伤害士族豪门利益的制度完善并执行下去。而在杨坚朝之前，中国的人才选拨制度先后是世袭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

其中世袭制亦称世卿世禄制，盛行于夏、商、周时代。原始社会末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禅让制破坏后，出现了“大人世及以为礼”的世袭制。世袭制的特点是王权与族权统一，它通过家族血缘关系来确定政府各级官员的任命，依血缘亲疏定等级尊卑和官爵高下。凡定爵位与官职者都世代享有采邑和封地。

秦统一后，产生了察举制，察举制即荐举贤才，授以官职的官吏选拔制度。举荐的标准主要是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它冲破了先秦贵族血缘世袭制的藩篱。西汉的察举、征辟制的出现，是荐举制成熟的标志。察举是根据皇帝诏令所规定的科目，由朝廷或地方的高级官员，通过考察向朝廷推荐士人或下级官吏的选官制度。它也是荐举制精髓所在。察举分诏举与岁举，诏举是皇帝下诏选取特殊人才；岁举是地方长官定期定员向朝廷推荐人才。征辟是皇帝及公卿郡守选拔任用属员的一种制度。皇帝特征、聘召人才为“征”，公卿郡守聘任幕僚属官为“辟”。东汉后期选拔官吏中钻营请托、结党营私和弄虚作假之风盛行，察举、征辟制渐趋败坏，而后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的施行，则意味着荐举制的败亡。

曹魏时期曹丕接受吏部尚书陈群建议，实行“九品官人法”。具体方法是在全国各州设大中正，各郡设小中正，大、小中正皆由一些经验丰富的朝廷官员兼任，因此也称“九品中正制度”。中正负责对各州郡的人才在“品、状、家世”三个方面进行评举，评举结果分为九等，分别是：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结果评出后，小中正呈大中正，大中正呈司徒核实，然后由吏部尚书选用。由于东晋以来士族门阀的势力日益庞大，士族中担任当地中正的情况非常普遍，以之于评举出来的人才中几乎全是士族子弟，造成“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族无过进之路”的局面。南北朝时“九品中正制”彻底沦为了士族门阀壮大自己势力的工具。

杨坚建立隋朝后，深知九品中正制度的弊病以及它对皇权的不利，于是开始对人才选拔制度进行改革。开皇三年(583)，他正式下诏，停止那些“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的各州郡中正评举人才的权力，改令诸州每岁贡士三人。开皇十八年(598)年，杨坚又诏命“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把选拔人才的权力，下放到了高级官僚阶层，但由于这项制度缺乏对这些高级官僚的监督和制约，难免出现一些循枉私情的情况，操作起来问题颇多。而杨坚晚年的时候因反对的力量太大曾一度下旨停办了学校,使得科举制度还没开始就荒废了。

但是杨广即位后便开始着手恢复杨坚时期与科举有关的文教事物，大业元年就在诏书中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炀帝即位，复兴教诱。”杨广恢复了被父亲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